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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林益世‧陳水扁‧蔡英文

【聯合報╱黑白集】

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貪汙,令人深惡痛絕。但貪汙犯像蟑螂,自古已有,永難絕跡。

不過,台灣只要能做到兩件事,就不容這些貪汙的蟑螂肆虐橫行。一、司法嚴明中立,見蟑螂就打;不論它是藍蟑螂,還是綠蟑螂。二、藍綠政黨應知廉恥,皆以反貪腐為黨魂;黨內出現蟑螂,應當全力「滅蟑/克蟑」,並向社會認錯道歉,至少要以「本黨反對黨員貪汙」向社會交代。

林益世出包,馬總統出面表達「遺憾與抱歉」、陳揆亦帶著江副院長公開表示「痛心/遺憾/抱歉」,國民黨開除其黨籍;林益世本人則以書面聲明,承認錯誤,願意面對司法、接受法律制裁,並將不法所得悉數繳交。

馬團隊的動作被譏為「切割」,其實,承認錯誤並公開道歉,這可說是「概括承受」,而不是「切割」。否則,倘若馬政府在此時,竟暗示林益世是遭「政治謀殺」,並呼籲重視「司法人權」,那就聽起來格外刺耳了。至少,馬團隊現在的態度是:國民黨反對貪汙,林益世貪汙應面對司法制裁。

至於林益世的說詞,亦有人譏為換取同情的訴訟技巧。但他願意認錯、道歉、悔罪,總比把案子說成「政治獻金」來得像話;且他自認對不起長官同事,也總比非把整個國民黨團隊拖下水懂得江湖道義。

從這兩天民進黨對林案的「仁義道德」大放厥詞,可回想民進黨對扁案及黨內其他貪案的迴護包庇,迄今不認罪,不道歉。以民進黨的標準,不啻是:林益世貪汙才叫貪汙,陳水扁等人貪汙,則是為黨、為台獨而入罪的烈士!

宇昌案還在特偵組偵辦中,且看民進黨屆時怎麼說。對了,林益世案,五天搞定;宇昌案為何睡了這麼久?

【2012/07/04 聯合報】@ http://udn.com/

優質候補:誠懇向馬總統道歉

(這篇算是讀者投書不是新聞,因此不能收錄為優質新聞,在此部落格記錄備份。)

誠懇向馬總統道歉

2012/05/24 中國時報
林意玲 (台灣醒報社長)

上周六(五月十九日)在馬總統就職前夕的記者會中,我以激動而嚴厲的語氣向馬總統提問,這幾天媒體一再重播,既把我捧為「嗆馬」英雄,又形容我嗆馬「像母親教訓孩子」,讓我深為不安。

身為始作俑者,我認為自己必須在此還原真相。

首先,做為資深媒體工作者與新聞系老師,我認為自己無權也不該「教訓」任何人。我必須必須為著我的無禮,向馬總統等四位領導人致上最深的歉意。

總統府那天臨時召開記者會,情況殊為緊急。我的激動情緒,主要是來自:外面嗆馬聲浪那麼大,總統的開場白卻只是羅列政績、以「八十分」的姿態提及四年四項「不夠」,似乎對民心向背的事實毫無警覺,然而近來美牛、油電雙漲與復徵證所稅一股腦逆勢而為的政策,其中施政的時機、技術與藝術,是否值得檢討?

其實大家都能看出,馬總統當天的答問非常認真、懇切,不但請陳冲院長、江宜樺副院長針對證所稅與物價補充說明,而且自己還藉回答下一個問題時,再回頭就我們關心的美牛問題進行解說,一共答覆超過廿分鐘。

然而令我感覺深刻的,是馬總統的翩翩風度。他上台時首先肯定我說:「謝謝,我們確實是老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謝妳用很坦白的態度,提出問題…。」

在回答時,他不斷的說「意玲,不會的,不會犧牲民眾健康」、「意玲,如果沒有這個結論,我不能隨便的就說我一定要做」、「意玲,妳覺得我這樣的說法,民眾會接受嗎?」

可見,馬總統本人是從善如流的謙謙君子,也肯定我與馬總統超過廿年的互動交情,是出於善意的發問。

然而當天晚上回到家,我接到許多電話(包括藍、綠政治人物)與臉書留言,對我勇於嗆總統,抒發民怨寫了許多「鼓勵」、「佩服」,甚至有送花到報社的,讓我既慚愧又感動。

這些日子,好多媒體採訪我,卻先入為主地將我的表現定性為「嗆聲」、「訓馬三分鐘」、「像教訓兒子」,讓我沒有機會將自己的理念與反省和大眾說明。我憂心自己和馬總統的關係、以及民眾的情緒,會受到這種「嗜血」報導方式挑撥及撕裂。

馬總統最近的施政確實問題很多,他也已經在隔天的就職記者會中坦承他學到教訓,他說自己「諮詢得不夠多、不夠廣,我們會檢討。」「決策範圍會更擴大,而且要更早一點、廣一點。」當然,他未來是否真能改進施政方式,任用能人、善體民意,我們也只能為他向上帝謙卑祈求所羅門王治國的智慧!

最後,我實在要坦承,自己做為一個媒體工作者,縱然可以「說大人,則藐之」,但實在不該越俎代庖,化身為民代或名嘴民眾,讓情緒壓過理性。

我最大的感動,是我很驕傲自己是活在民主包容的社會,有一個虛心的領導人,和一群自由的人民與反對黨。如果在中國大陸,以我如此近乎指控的激動質問國家領導者,早就被「劉曉波」、「余杰」、「陳光誠」或「艾未未」了。那時,恐怕才是我有資格在媒體報導中當「英雄」的一天。(作者為台灣醒報社長)

聯合報,最誇張

還好當初在網站架構重新設計引入了部落格,現在終於派上用場啦,因為此次都更王家事件,聯合報的公正報導已經讓本站架構不敷使用了。因此這邊很難得的特別用篇文章表揚一下。

在看全文之前,先摘要一下:

  • 1997.07.23 市政府撒手不管了,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吧
  • 2012.03.28 政府機關依法行政,顧及絕大多數人的權益,是民主價值的體現,並無不當
  • 2012.03.29 「依法行政」,聽起來多麼義正詞嚴,然而表面聽起來和實際執行下來,卻不必然會是同一回事。
  • 2012.03.30 昨非今是的態度轉變如此驚人,不怕被人譏諷「好虛偽」嗎?

如果沒跟你講這四則都是聯合晚報社論,這還比較像PTT推文筆戰呢。

首先兩篇是在✕市政府撒手不管 〇台北市政府依法執法收錄過的:

14 、15公園拆遷戶 失根的老人中風、自閉、酗酒
聯合晚報 /1997-07-23 /秦富珍、戴安瑋、謝蕙蓮 /台北報導

今年3月3日凌晨,台北市14、15號公園預定地上違建戶拆遷前夕,七十好幾的老榮民鄭文祥,在雨中拖著老邁身軀,突破警方封鎖,潛回康樂里老家,只是為搶救一些用了四十餘載的鍋碗瓢盆,「這可是吃飯傢伙,不能莫名其妙被市政府丟掉」。

當時向市府要價200萬元才肯搬家的鄭文祥,沒有如願拿到高額補償費,不過算是保住了僅有的家當,現在住在青年路的出租國宅,只一個人獨居,常常喝醉酒,醒來時只有影子相伴。孤單,是他現今生活的寫照,也是許許多多拆遷戶的現況寫照。

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口,目前被圍籬與外界隔絕的14、15號公園預定地,曾經有上千戶與墓碑為鄰的拆遷戶,在此「人鬼共處」數十年,今年3月4日地上物夷平後,他們終於脫離了「台北最後一塊窳陋地」,不過,也離開了相守四十餘年的老鄰居。散居在外過日子,轉眼四個月過去了,不少人困苦度日,很多人常常回來,在圍籬邊徘徊不去,總想與老友們不期而遇,抒發在外生活困苦的牢騷,共同回憶那段大半輩子時光。

老榮民徐寶棋是承租戶,國宅安置沒有份,只能暫時窩居在雙連市場二樓,一個小小的攤位,放了床就沒位子了,廚房是臨時在走廊上搭的,瓦斯爐與鍋子隨便放著,而洗澡如廁,都得到公共浴室,日子苦不堪言,說到絕望處,他紅著眼洩氣的說「乾脆把瓦斯桶綁在身上,一起炸了算了」。

幾個孩子已經長大的老兵,日子還過得去,只是很孤單地就在14號公園旁的林森公園一角,三位老榮民並肩而坐,閒聊著近況,蔣少武操著山東腔說「今天還好,碰到熟人.平常不知道到那兒找人,真希望訂個拆遷紀念日,老友每年定期聚聚」,身旁的兩人點頭附議,然後一陣無言,三人頻頻回顧圍籬內,滿臉依戀,儘管眼前只剩一片黃土,以及遍地的日本人墓碑。

日正當中,熱氣逼人,林森北路欣欣大眾百貨大樓底,一群打扮時髦的酷哥辣妹們,正排隊買電影票,櫥窗前則有位老翁獨坐,靜默的身影,呆滯的目光,與四周繁華格格不入,他叫林彥見,今年82歲了,民國38年就定居在14號公園上,現在搬到吉林路與女兒同住,幾乎每天都來呆坐到黃昏。

林老先生還特別強調自己不是最慘的,他轉述著老友近況「我有個山東老友,搬到新生北路上租房子住,一個月領公家的津貼一萬工,扣掉房租所剩無幾,現在只能啃一斤25元的山東大餅過日子」。
同是拆遷戶的康樂里長禚淑雲,把已經是過去式的「禚家餃子館」,遷到相隔不遠的民生東路上,改名「禚大媽客棧」,生意比以前差多了,不過,館子意外成了拆遷戶回「老家」看看的聚會所,三不五時就有老伯伯、嬸嬸聚在一塊兒,你一句我一句轉述某某某搬家後的「狀況」。

70歲的田金奎是焦點話題。「早幾年就不良於行,原本住在康樂里,還有鄰居照顧生活起居,老房子拆了,田老也搬了三次家,現在落腳在中正出租國宅,在十坪大的房裡足不出戶,不願見人,每天對著四面牆唉聲嘆氣,已經自閉了,誰去看都不理,還會罵人」,禚淑雲擔憂的嘆了口氣,無限感慨。

「好多老榮民拿了補償費到大陸去,死在那邊也不知道」、「幾個老朋友不習慣新環境,有的中風了,有的根本在等死」,六十好幾的李媽媽如是說,她不透露是誰這麼慘,原因是:「有啥用?市政府撒手不管了,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吧!」

冷眼集/法律保障多數利益
聯合晚報 /2012-03-28 /王聖藜 /特稿

台北市政府強勢拆除文林苑「釘子戶」事件,引發注目,文林苑案並非個案,都市更新計畫中,仍有許多案例因補償費談不攏,延宕再三等待解決,政府機關依法行政,顧及絕大多數人的權益,是民主價值的體現,並無不當。

過去,都更案的拆除必須得到百分百原住戶的支持,但為免政策難以推動,法律朝大多數人利益的一方修正,民主社會本來就應該有少數服從多數的機制,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多數人的利益,公權力有必要展現魄力。

發生抗爭不交屋抵抗公權力的核心原因,事實上與法律無關,而是與大台北地區房地產價格飆高不下有關,許多地主因都市更新而一夜暴富,影響「釘子戶」的正常心態,認為只要撐到底,價碼隨我,置他人利益不顧,這是人心的問題。

王姓「釘子戶」要求建商5億元的賠償金,這個行情,超出合理價格不少,王家一度主張惜售、對不動產有感情、建案比較新等辯詞,又與他們確實喊出價格的實際行為矛盾,歸究原因,可能只是錢的多寡而已,沒有其他。

換句話說,同樣被拆除的住戶,對於行情的判斷就比「釘子戶」差?智商就比「釘子戶」要低?恐怕都不是,拆除事件歷經一定的行政程序,行政訴訟也終審確定,行政和法律上,已無轉寰的機會,台北市政府依法執法,沒有一再妥協的必要。

才隔一天,聯合晚報又有新社論:

說「依法行政」真能理直氣壯嗎
【聯合晚報╱社論】 2012.03.29 02:33 pm

「依法行政」,聽起來多麼義正詞嚴,然而表面聽起來和實際執行下來,卻不必然會是同一回事。

這兩天「文林苑」都更案,和仍在進行處理的師大商圈案,都可見台北市府口口聲聲「依法行政」。將「依法行政」掛在口頭上的人,道貌岸然,手上又握有公權力,執法起來萬夫莫敵。但若對於法律公平正義有所信念,怎能不去注意到:一、法令法條能不能普遍適用?二、法令間如果有互相牴觸或矛盾情形,要如何處理?三、有沒有選擇性執法的問題?如果完全不考慮以上因素,全由執法單位的「心證」決定何時、何案忽然要「依法行政」了,怎麼會不衍生爭議?怎麼會讓老百姓心服?

師大商圈案中,全台北類似的住商混合而產生的違規現象不知凡幾,台北市府堅稱對師大商家開罰乃「依法行政」之時,官員卻也不得不承認,「不告不罰,不告不理」。換言之,其他的違法現象明明白白存在,卻要等有人告了再說。這種執法心態還說「依法行政」,真能理直氣壯嗎?

才隔一天,聯合晚報又罵官員「昨是今非」。沒看到自己前兩天社論才是昨是今非吧:

「協助王家權益」之今是昨非
【聯合晚報╱社論】2012.03.30 02:19 pm

警察環伺、電視直播之下,怪手拆除了王家祖厝,最後一片牆轟然倒下。畫面播出後的這一兩天內,讓我們看看政府官員是怎麼說的。

最高行政首長的陳冲說,都更條例及行政程序法應一併檢討;內政部長李鴻源說,這個案子是「居住不正義」的表象,半年內將提修法草案;營建署長明確點出此案的爭議關鍵點,認為確有檢討空間。最有意思的是直接下令、執行拆除任務的台北市政府了。都更處長說近期將舉行公聽會;警政署長急召台北市警局長,徹查警員執勤不當行為;連郝龍斌市長都說「很痛苦」,承認執行有缺失,後續將協助王家爭取權益。

這個案子的爭議,不是在怪手推倒王家房屋的那一刻才發生的。文林苑的爭議拖了兩三年,從專家、學生到社運團體都曾表達關切和協助護產,也才造成28日的拆屋場面轟動視聽。卻何以,爭議發展的這麼長期間內,相關官員人人「鐵面無私」不為所動,甚至執行拆屋時下令大批警力,擺明了準備好「迎接」民眾抗議;而等到房舍倒塌、群情激憤之後,所有直接間接相關的官員,卻又忽然體悟到還有「檢討的空間」?

尤其是郝市長的「痛苦」說,令人不知該如何解讀。如果在拆屋之前發表,或可稱「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用來作為向市民解釋「法令所致,不得不然」的嚴正表白。偏偏等房子拆完了,才來承認缺失,又說「協助爭取權益」;如果市政府真的認知到可替王家爭取權益,則為何不能等到爭議有解,再來定奪執行動作?口口聲聲「依法行政」之餘,市府上下官員,難道沒有一個人有點法律素養,提醒一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了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比例原則三要素嗎?公務員只知抓著法條行事,不但徒見法匠心態,事後還稱將協助爭取權益,作態表示善意;昨非今是的態度轉變如此驚人,不怕被人譏諷「好虛偽」嗎?

文林苑事件讓政府形象受傷很深,真正需要「覺今是而昨非」的標的,不是都更條例,而是官員的行政態度!

喔對了,大家期待的救援,聯合晚報沒有辜負大家的期待:

如果都更是惡法 立院是怎過的
【聯合晚報╱記者高凌雲/台北報導】2012.03.30 05:27 pm

台北市士林都更案引發爭議,現行都更條例近年來最大規模修定,是在2007年民進黨執政期間,當年1月,經過親民黨立委劉文雄提案,以更新單元範圍所有土地總積及合法建物樓地板面積五分之四通過為門檻,這項修正獲當時朝野立委與行政部門支持。

2007年12月第六屆立委任期即將卸任前,又進行一次修正,當時只有民進黨立委黃誠提案,針對都更門檻與處理拒絕拆遷戶進行修正。都更門檻後來仍依政院條文通過,但黃誠曾在協商時,主張依據行政執行法作為接受都更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拒絕拆遷戶時處理期限的依據。

民進黨立委在最近台北市文林苑都更爭議中,高聲指責政府執法有爭議,過去民進黨執政期間,並沒有修改法律解決可能衍生的爭議。黃誠在協商時主張依據行政執行法規定,行政機關對人民申請處理,其處理期間為二個月,並得延長一次為限,合計最長為四個月的規定,作為主管機關代為拆除或遷移釘子戶時的處理期限。當時民進黨團並未反對拆遷拒絕拆遷戶,反而趕在第六屆立委任期結束前,急忙通過都更法修正草案。

還原當時,朝野立委多半認為通過都更條例的同意實施門檻,對於老舊社區住戶是正面幫助,有立委稱,如果住戶可以用30坪房子換60坪,怎麼會有人反對。當時立委比較是站在同情都更住戶的立場,因此對於拒絕拆遷戶的處理,多支持由政府部門以公權力處置,並未料想到這次台北士林王家遭遇的情況會發生。

服務全體國民黨

誠實就是優質,不愧是質報。

馬駁斥無能:總統搞定一切是專制

中國時報【李明賢/台北報導】

民進黨連番抨擊馬政府「政策跳票、施政無能」,馬英九總統在專訪大表不平,細數包括推動二代健保、社會救助法、成立廉政署、開徵奢侈稅、停建國光石化等政績,強調「一個既無能力,也無魄力的總統怎能做到這些改革?」

美國西東大學榮譽教授楊力宇日前書面專訪馬英九,對於外界質疑他缺少「兩力」(能力與魄力),馬英九強調政績表現可證明自己「不僅有能力與魄力,更有耐力!」

他認為,台灣是民主社會,身為總統必須遵守憲法,尊重國會與民意,即使掌握國會多數,推動法案與政策,仍要花很多時間爭取支持,「不是總統講一句話就可超越法律與國會,搞定一切,那是專制國家的現象」。

對於民進黨天王連番抨擊「馬英九無能已經超越藍綠,成最新台灣共識」,馬英九認為,他對政績有信心,也相信多數民眾會支持,這是他贏得連任的重要基礎。

馬英九強調,他身為總統,服務對象是全體國民黨,希望第一任做到撥亂反正,第二任使台灣脫胎換骨,提升競爭力,創造黃金十年。

馬英九說,他的政治哲學就是「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治國風格有三大目標,包括不做貪汙濫權的總統;要做一個突破現狀、勇於改革的總統;做一個促進族群和諧的總統。

馬英九強調,統獨與國家認同只有選舉時被炒作,好在台灣有民主制度,任何政治主張不是少數人可獨斷獨行,多元包容的公民文化已在台灣逐漸生根,大家雖有不同主張卻可共同相處,這就是民主可貴之處。

馬無罪 VS 扁無罪

馬無罪 VS 扁無罪後的社論,這組其實不怎麼有趣,不收錄於主站。

憲政豪賭:馬案二審的幾種排列組合

【聯合報╱社論】 2007.08.21

台北地檢署未經正當程序,逕就馬案提起上訴。這是少數檢察人員濫將訴訟制度當作個人報復之手段,亦是相關檢察上級蓄意要將整個司法體制捲入總統大選漩渦的政治陰謀。

特別費的屬性出現爭議,有認係「實質補貼」者,有認係「公款」者,亦有認係「屬性不明確」者;檢察體系固可持任何見解,但不能不對內統一見解,否則如何稱「檢察一體」?至於對侯寬仁涉及製作不實筆錄,亦應進行內部調查,以昭公信;倘若只憑一二人即可私自認定侯寬仁沒錯,並火速上訴來攻擊司法審判,則訴訟制度豈不成了檢察官個人的報復工具?僅看上述二點,一未統一見解,二未內部調查,相關檢察上級自屬並未善盡正當程序即批准上訴,不啻欲將整個司法體系捲入不堪設想的政治漩渦。

這些拒問檢察體制自身責任、亦拒經內部正當程序即提起上訴者,顯然是欲將上訴操作成一場政治豪賭。此時距總統大選尚有七個月,距總統就職亦有九個月;北檢於第一時間,在「後備理由」的倉卒狀態下火速上訴,用心即在爭取時間,欲強逼二審陷於「判有罪/判無罪」及「選前判決/選後判決」的憲政困境中。亦即,馬案二審已成了一場政治豪賭。

其實,本案經過輿論激盪,及一審推敲,已是脈絡分明;因而,二審應當很快就能形成「有罪/無罪」的心證,難處是在「選前判/選後判」。例如,若二審的心證是「無罪」,卻延至「選後判」,將不利馬英九;倘「有罪」,亦延至「選後判」,則不利謝長廷。何況,馬若在完成候選登記後被判有罪,將喪失候選資格;若當選,卻在選後至就職前判有罪,亦將喪失當選資格。事態至此,無論就「判有罪/判無罪」及「選前判/選後判」作出何種排列組合,皆將形成大選爭議及政治風潮。

賭輸加碼,這是檢察體系此刻的心態。檢察體系自棄釐清「特別費屬性不明確」的專業責任,又迴避對檢察官筆錄造假進行風紀調查,竟然逕自一腳就將整個司法體系與整個國家踢進一場政治賭博。這一小撮檢察人員,只是賭他們個人的法律見解與政治評價,但整個司法正義及憲政安全,卻也已被他們逼上了賭桌,淪為社會共業的賭注。

上訴者的眼中,這場豪賭的贏面似在檢察體系。在二審判決的各種排列組合中,唯有「無罪/選前判」一種模式,對被告馬英九有利;其餘,「有罪/選前判」、「無罪/選後判」,及「有罪/選後至就職前判」等排列組合,皆不利馬英九。也就是說,上訴者即使不能在司法上立即擊垮馬英九(如「有罪/選前判」),亦可能在政治上拖垮馬英九(如「無罪/選後判」等)。在上訴者眼中,上訴不只是訴訟動作,更是政治鬥爭;逼二審合議庭捲入總統大選的風暴,亦逼馬英九陷於各種排列組合的二審政治僵局之中。

如果檢方先統一見解,善盡了專業責任;及先對侯寬仁作過內部調查,善盡了風紀管制;則檢方此時上訴,即是正大光明的舉措;但一未統一見解,二未內部調查,卻蠻橫粗暴地上訴,這就不啻是幫派報仇的行徑,亦即是不惜掀起政治鬥爭來為自己遮醜護短。檢察當局為了一個「屬性不明確」的特別費,為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侯寬仁,竟將攸關整個國家安危的總統大選及憲政正義率爾推上了政治賭桌,這又豈僅是居心叵測而已?

在這張賭桌的兩頭,一頭是自始就將馬案政治化的侯寬仁,及淪為政治打手的檢察上級;另一頭則是司法正義及總統大選所涉憲政公義。豪賭吧,下注吧,司法既能與陳水扁及吳淑珍對賭,則被迫與侯寬仁及陳聰明對賭亦非意外

豈有此理:認定非法取錢,竟說貪汙無罪!

【聯合報╱社論】2011.08.27

扁家弊案發回更審的部分,高等法院宣判結果令各界最感意外者,就是扁珍等人共同利用職務詐取國務機要費部分改判無罪。

依據目前高院公布的有限資料看來,更一審判決的理由極為簡單,亦即:扁珍以不實犒賞清冊、不實發票報支,甚或直接侵占下屬保管的現金等,金額是一億四百餘萬元;而扁任內的犒賞、秘密外交、餽贈等支出金額則為一億三千餘萬元;支出大於取得的款項,因此「客觀上未取得不法財物、主觀上無不法意圖」,所以無罪。

判決之推理邏輯最重大的疑點在於:合議庭認定扁珍以犒賞清冊,及不實發票侵占公帑;卻認定此一行為並不違法,不是貪汙。然而,倘「主觀上無不法意圖」,何必偽造犒賞清冊?何必用不實發票?而用偽造清冊及不實發票等犯罪手段取得了公帑,卻何以稱「客觀上未取得不法財物」?

扁珍指使下屬詐取國務機要費的部分,第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當時法官在判決中詳細交代了各筆款項的追查結果,認為陳水扁的辯解都不可信;所謂秘密外交的支出,或屬虛假,或者根本用的是國務機要費以外的公帑來源,而且詐取得來的國務機要費大量用於扁家私人支出,所以不能採信陳水扁的辯解,重判扁珍無期徒刑。

第二審法官並沒有改變第一審的基本認定,亦即也確認扁珍以非法手段侵吞公帑的罪行,只是將一審所認定的扁家私人支出部分大幅縮減,把大量支出如狗飼料、狗美容、電蚊拍、可拋式隱形眼鏡、理髮費之類,只要與總統生活用度沾得上一點邊的,一律從寬認定為「因公支出」;這樣一來,扁家詐取的國務機要費金額即從一億多元降低至一千多萬元,故而改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由於最高法院對此認定有疑問,遂發回更審;如今,更審結果竟然將先前一二審的認定全部推翻,確實令人大出意外。

法官要更改認定,若能拿得出足以說服人的理由,自無不可。但以高院公布這種簡單的邏輯:只用「支出大於取得」六個字,就推論出「客觀上未取得不法財物、主觀上無不法意圖」的結論,這根本就是霸道而非法律推理了。先前檢察官追查國務機要費時,就陳水扁的辯解,已逐一查證,認定所供均不實在;而兩次審判的法官也認為陳水扁的辯解不足採信,差別只在對於是否因公支出的範圍認定寬嚴不同;至最高法院也沒有否定一二審的這些認定。但是最高法院發回更一審,更審法官竟完全沒有交代陳水扁的辯解是否可信,也不問秘密外交的真偽,或者另有款項來源,只憑一句「支出大於取得」,就認定扁珍在主觀上無犯意、客觀上無犯行,天下哪有這種法官?

更審法官在南港展覽館的部分,則對於犯罪事實並沒有任何更動,亦即吳淑珍利用其地位,向余政憲要求洩露審評委員名單,依此而收賄;但先前均認定這是吳淑珍共犯貪汙受賄罪,更審竟稱這只是圖利罪及洩密罪,進而稱「事實同一、變更法條」,遂使吳淑珍的刑度大為降低。在洗錢的部分,因洗錢罪以隱匿「犯罪所得」為前提,現因國務機要費既被更審法官認定為「無罪」,所以也只論「洗」南港展覽館部分的「犯罪所得」的錢,刑度因而降低。

顯然,更審法官是有意識地要為陳水扁脫罪,所以對國務機要費陳水扁辯解不實的問題避而不談;對南港展覽館的事實認定雖無變動,卻竟然變更法條;而洗錢的範圍也隨之大幅減少,以達輕判目的。

此一判決令人驚駭處在於:更一審合議庭其實也認定了偽造犒賞清冊及使用不實發票等詐騙手段,卻認為使用這些非法手段侵吞公帑不是貪汙。但是,如果只是「支出大於所得」就不算貪汙,則盜匪只要捐出的善款大於贓款,也就不能治以盜匪罪了。法律難道不該善款歸善款,贓款歸贓款;何況,已經證實捐出的善款並非出自贓款。

如果法官竟能濫權專斷至此地步,審判豈不是成了一場因法官人選不同而致善款贓款莫辨的賭博?

那一個國家對農業是交給自由市場的 vs.農產品也受基本經濟法則與市場供需的制約

網友growingup推薦一則正直新聞,同樣是中國時報社論,在馬上前措詞嚴厲,在馬上後語氣和緩並且說明政府已經有措施只是沒有成效。但是因為論點同樣是政府必須輔導農民,所以對比起來還算可以接受,因此無法收錄到正直新聞內。但是現在有了部落格,我們還是可以欣賞一下這則對比。

以下全文收錄:

當台灣人吃不到台灣米的時候
【中國時報/社論/2003.12.03】

「伊是吃台灣米大漢的,為什麼不會講台灣話?」這是黨外時期最常被用來檢驗有沒有愛台灣的口號,也是用以挑動省籍矛盾的利器。在台灣的土地上,吃台灣米,喝台灣水,要知道回報,已變成一個當然的邏輯。然而,在加入WTO之後,台灣米也有可能從台灣絕跡了。如果台灣米不能生產,每個人都是吃美國米、泰國米、日本米長大的,那時候,台灣已經不再有農村,不再有農民,不再有「稻米、香蕉、玉蘭花」,誰比較愛台灣?誰才是真正愛台灣?是誰讓台灣米消失的?

這不是一個遙遠的夢魘,而是即將來臨的現實,連嘉義、雲林的農民都早已警覺,而赴農委會抗議,但政府卻依舊從國外進口大量稻米。去年進口的稻米達五萬噸,1123農民運動時,就有農民表示這一批稻米以每公斤六元的價格標售,還賣不出去,如果再低價出售,台灣的稻米受影響必定價格暴跌,農民只有賤賣一途。今年則依照加入WTO所規定的比例,將進口十四萬噸。而今年的二期稻作濕穀每台斤才六.五元,秋收時農民早已欲哭無淚,如果再讓進口的稻米來競爭,政府將之拿來市場標售,台灣稻農難有生路。

十月三十一日,嘉義稻農為此赴農委會抗議。他們抗議政府以每公斤十六元的價格收購餘糧,根本不敷成本,依照這個價格,農民種稻每公頃會損失二萬六千元,而要求政府以每公斤二十三元的成本價格收購。但遭到農委會拒絕。農委會認為沒這麼高,「不接受農民的非理性抗爭」。雙方衝突升高後,農委會最後才承認未將土地成本計入稻米生產成本。土地與人力都不計算,如何計算農業生產的真正成本?

從自由市場競爭的角度看,台灣農民的抗爭是完全不合乎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但我們必須先問的是:以歐美為主的,倡導自由貿易的國家,那一個國家對農業是交給自由市場的?美國吧,它要求全世界的國家,尤其是台灣、南韓、日本、中國等開放農產品市場,並且對這些國家有無農業補貼,指指點點,動輒祭出經濟制裁。然而恰恰是美國,每年給農民的補助是一千七百億美元。這還是今年坎昆會議上揭露出來的,而僅僅是棉花農民就有二十億美元。

你說美國農民不夠富嗎?他們土地面積大、土地價格低、大量使用工業機具、人工成本低,卻依舊有這麼高的補助,台灣農民呢?土地面積小,土地成本高,工業程度低,人工成本高,先天上就不易競爭,更何況人家有一千七百億美元補助,農業成本自然低廉,台灣一旦開放進口,台灣農民用什麼去同它競爭?

即使歐盟也每年有一千三百億美元的農業補助,其農民的條件應比台灣好得太多了。但歐盟國家的農民依然起來抗爭,反對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法國農民曾用豬和水果蔬菜癱瘓了巴黎,就是為了生存。

更荒謬的是政府口口聲聲照顧農民,卻無視於農業的沒落,為了爭取美國政府支持,甘願讓美國予取予求。對稻農的訴求,只會應付了事。以稻米來說,政府只能訴求休耕,認為稻米種作已經不符合經濟效益。然而,正如許多學者早已談過的,休耕不僅破壞生態,還對農村社會的生活環境形成巨大衝擊。休耕也是對農業文明與勤儉價值觀的破壞。當然輔導轉作也是一個辦法,但眼前的當務之急是由誰來輔導?向什麼轉作?如果一起轉作某一種作物,會不會生產過剩,而造成價格無量下跌?又應該由誰來代表農民爭取自己的權益呢?

基層農村組織如農會、水利會早已淪為派系運作的所在。去年於1123大遊行時,農漁民自救會曾提出不少挽救農民與農村的訴求。然而自農會信用部問題解決後,自救會宣告停擺,形同自我閹割,讓外界不斷有自救會「出賣農民」之譏。

眼前最佳的辦法是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變成一個壓力團體。像美國就有棉花農民、葡萄農民、堅果等組織,以爭取農民自己的權益。政府應該了解的是:這不是與政府作對,而是一個多元社會之必然。由不同利益團體所形成的壓力,對內可以平衡利益團體間的矛盾,對外則可以制衡歐美開放市場的壓力。它甚至是政府貿易談判的後盾。

如前所述,歐美各國農業太多保護,國際貿易條件本來就不公平,台灣農民已處於完全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如果政府再用自由市場以對,農民只有死路一條。稻子沒有出路,怎麼會有人生產稻米?沒有稻米的台灣,還叫台灣嗎?政府的稻米政策不能只有經濟,更不能只有美國馬首是瞻,否則,台灣稻農將會是最大的政治抗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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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不能解決農產品產銷問題
【中國時報/社論/2011-07-23】

近日從香蕉、木瓜到大蒜,都發生賤價傷農、引發農民抗議;朝野政客又大打口水戰,儼然是大選前攻防戰;政府又是動員吃香蕉、買木瓜,各界又再談收購價格。不過,口水與民粹無助解決農民問題,更無法根除數十年來農產品產銷失調的沈痾。政府還是要回頭從產銷制度上下手,才能擺脫農產品價格暴起暴落,農民長期居弱勢的局面。

相對於其它工業產品,農產品雖有其特殊性,但仍是在市場買賣的商品,因此也受基本經濟法則與市場供需的制約。生產過剩、供過於求,價格當然直直落;生產減少、需求又多,價格自然飆漲。農產品弔詭處在價格暴跌,農民群起抗議;價格飆漲,社會大眾又不滿;兩種情況大家都要「政府出來管一管」。由於農產品生產為小農制,與工業產品多有「龍頭企業」帶頭維護產銷秩序不同,農民往往在某種農產品價格飆漲後趕快搶種、努力生產;一旦上市,卻發現產量過剩、價格暴跌。價跌後農民紛紛退出生產,接著又發生產量不足、價格飆升,周而復始,幾乎成為農民的宿命。

更為難者在價格暴跌時,農民血本無歸、受傷慘重;價格飆漲,農民卻未必等值獲利。因此,罵中間商剝削、要政府、檢調糾出剝削農民的「菜蟲」、「果蟲」呼聲又起。問題是:什麼是菜蟲、果蟲?是賺取「超額利潤」者嗎?何謂超額利潤?誰規定各項農產品中間商的利潤率?

事實上,掌握銷售體系與通路之中間商,不論是賺取一○%利潤,或三○%、五○%的高利潤,政府既無法可管,也不可能規定獲利比重。更何況,中間商原本就要負擔運送過程的損耗、經營通路,更要獲取利潤,消費端與產地端間的價差必然存在。但市況多變,政府不可能違背市場機制、強定價差比例;更不可能因某中間商「獲取利潤率過高」為罪名,將其繩之以法。

怎麼辦?難道放任市場機制運作,不管農民死活?當然不是。工業產品生產過剩、庫存難消化,廠商甚至因而倒閉,此為市場機制,政府不必、也不該插手。但農業的邏輯不同,因農民相對屬於較弱勢,加上政治因素考量,各國政府對農民、農產品,都有多寡不等的協助、補貼、援救等措施。對這種一再循環出現的價賤傷農,政府在事件發生後,不論是政府以特定價格收購,或要國人多吃木瓜、發動買香蕉等,都已只是事後補救,耗費大而幫助小。治本之道,還是要在生產與銷售管道上先下功夫。

農業生產者數量多且分散,資訊落後,難以掌握全盤的產銷趨勢,此所以農產品動輒暴漲暴跌之原因;政府則有能力掌握動態的全盤資訊,可對生產作出較妥善的規劃。這些事政府其實早已有作,但因不可能強制規定農民生產的項目與數量,只能「輔導」、或「柔性勸導」,因而效果不彰。但如政府能仿效國外,讓生產規劃具強制力,對不接受農政單位之生產規劃的農民,則不給予「農業保護傘」保障。雖然農民生產的自主性降低,但長期與整體來看,卻能讓供需更平衡、價格穩定,農民可因而受惠。

至於銷售方面,農產品整個產銷體系,最有價值─或者是說賺最多錢的部份,往往在後端,即中間通路商掌握部分。因為生產的農民眾多且分散,是經濟學上的「完全競爭市場」,利潤低、風險高;但掌握中間運銷階段者規模較大、數量較少,利潤容易掌握。農民既不可能不要中間商─否則產品到不了市場,政府也不能限定中間商獲利,那麼,就「加入他們吧」─政府輔導農民建立自有的銷售管道。

事實上,政府廿年前就已在推動農業產銷班,希望跳過通路商、農企業,而能從生產開始、到運送、銷售都能讓農民自主掌握,但實際成效也不佳,農政單位應在輔導建立自主銷售管道上加把勁,提出更具實效的方法。國外就有不少政府輔導農民建立良好的產銷體系─最著名者如紐西蘭的奇異果,不但穩定價格,也有力量向外拓展市場,更讓獲利完全回歸農民。